原標題：中國領導人的書中乾坤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楊梅菊 實習記者 徐韻 發(fā)自北京
8月19日，一名讀者在北京王府井書店翻閱《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本報記者趙環(huán)宇/攝
盡管這已經不是朱镕基的第一本書，但8月12日首發(fā)的《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依然在這個夏天掀起一股熱潮。
這一幕，與此前諸位高官出書后形成的旋風效應并無二致。透過卸任國家領導人的講述，中國政治的神秘色彩和重大決策的出臺過程，也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當然，領導人出書的意義，在于懷古，也在于思今。領導人出書如何策劃、如何送審？出版的臺前幕后有何特別之處？出書的時機是否別有意味？緊隨而至的謎團又往往引來外界的各種解讀。
由于朝內大街的舊辦公樓將要拆遷，人民出版社臨時在隆福寺街借用了一座辦公樓。從去年5月到現在，《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的大半出版工作，都在北京的這座小樓里低調而有序地進行。直到8月初新書出版之前，關于退休整10年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第三本新書，硬是沒有任何信息“走漏”。
作為一家老牌權威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歷來承擔著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國以來，毛選、鄧選、江選等都曾作為政治出版任務由該社負責。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這一傳統(tǒng)也漸漸發(fā)生著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出版社(如中央文獻出版社)，也開始出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
不過，或許正是得益于六年前人民出版社負責人主動找到朱镕基辦公室提出為這位極富人格魅力的政治家出書的意向，雙方一拍即合，才有了后來包括《朱镕基答記者問》、《朱镕基講話實錄》以及今天備受矚目的《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
“做減法、不做加法”
6年，三本書，平均每本兩年。也許是一種巧合，朱镕基系列書籍在時間上呈現出一種早早謀劃好的沉穩(wěn)步態(tài)。但事實上，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每一本書的出版都是“邊做邊想”做出來的�！吨扉F基上海講話實錄》早在2011年《朱镕基講話實錄》出版后就已開始運作。按照此前兩本書的慣例，意向達成后，該書先是由朱镕基身邊工作人員、有關方面的專家以及人民出版社抽調的兩名編輯共同組成文稿編輯組，對其當年在上海履職時，于各個場合發(fā)表的講話、談話的音像資料、文字記錄進行搜集、整理與編輯。
由于朱镕基出書的原則是，由秘書班子代筆起草的講話書面稿、已公開的政府工作報告等一概不收，于是資料收集主要針對散見于各種場合的即席講話，經過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形成的原始文稿近300萬字。此后，編輯組又經過近兩年的整理、核實、刪減，最終于今年5月下旬定稿，42萬多字被挑選入書。據黃書元介紹，文稿挑選本著朱镕基提出的“做減法、不做加法”的原則進行。全部出自朱镕基當年講話，未添加任何新東西。
隨后，近500冊樣書稿根據朱镕基的指示，送至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各部門、各地區(qū)負責同志征求意見。7月初，編輯組對反饋回來的意見進行了認真研究，提出采納建議，報朱镕基同意后，對書稿進行了修改完善。同時送至出版社，開始該書的正式編輯加工階段。這一階段，該書的基本內容已經不再作變動，出版社編輯的主要工作是對文稿中的人物、數據、名稱、史實作進一步核實，并對文稿中的文字、語言差錯進行校對修改。
為出版該書，人民出版社更是抽調骨干力量，特別成立了“項目組”，內又劃分為編輯、出版、發(fā)行、宣傳四個小組，抽調各部門精英人手參與運作。前后共有近20位責編和相關領域專家，用20多天時間，對文稿進行了三輪審讀校改，對事實、數據、人物和名稱等都進行再度核實。另外對于一些字詞的用法也進行了進一步統(tǒng)一規(guī)范。
由于領導人出書較為敏感，故而應經歷嚴格的送審程序。但在黃書元看來，從人民出版社經手的眾多領導人書籍看，除了程序上的硬性規(guī)定，領導人出書實際上并未在審查程序上有太多的特殊性。以《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為例，言論尺度的把關和審核的第一步其實早在朱镕基辦公室編輯組對書稿進行篩選和第一輪把關時就開始了，42萬字的內容確定后還分別送各級領導、部舊征求意見，經過以上兩個環(huán)節(jié)，再加上編輯組和出版社等各方面對書稿的嚴謹編輯，因此送審過程十分順利，僅反饋回一些細節(jié)上的修改意見。
到首發(fā)式前半個月，審查程序全部走完。7月30日，人民出版社正式接到同意出版的批文，北京、上海兩地數家印刷廠開足馬力，8月12日，新書在全國同步上市。
“中辦幾乎一個字沒改”
先立項，后送審，朱镕基系列書籍出版中所遵循的程序，事實上也是中國領導人出書程序的樣本。一般而言，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出書，都需要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相較一般的圖書出版沒有送審備案程序，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圖書，在出書程序上更嚴格一點。
根據1997年當時新聞出版署的一項規(guī)定，出版反映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圖書，必須嚴格執(zhí)行專題申報、審批制度：“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所屬出版社，須將選題和稿件報主管部門審核并提出意見后，報送新聞出版署審批；新聞出版署在審批過程中，必要時可視不同情況，分別送中央宣傳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和軍事科學院等部門協(xié)助審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圖書，必須征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事實也是如此。例如李瑞環(huán)的《看法與說法》出版之前，曾經歷過30個中央機構，包括全國人大、全國政協(xié)、發(fā)改委、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家民委、統(tǒng)戰(zhàn)部、中宣部等機構的審核。2011年，《朱镕基講話實錄》的出版則報送中央辦公廳審讀�！爸修k(對送審稿)幾乎一個字沒改�！秉S書元在當年的一次媒體采訪中這樣說。而前國家領導人出書成立文稿編輯小組(需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也是常態(tài)�！独顛骨褰逃L談錄》一書也是成立了一個四人采編小組。
此外，對于出版社的選擇也有相當嚴格的規(guī)定。原先，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才有資格出版。隨著領導人的書逐漸專業(yè)化和個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開始放寬，相關專業(yè)領域的權威出版社也獲得了一些機會。如江澤民的《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由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則交給中國電力出版社出版，《李嵐清音樂筆談》等一系列書籍則悉數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句”一般都不是秘書的手筆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退休領導人的書籍逐漸專業(yè)化、個性化，他們的個人風格也在這些著作中得以凸顯。
參與修訂《看法與說法》一書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對該書作者李瑞環(huán)的風格印象深刻。李瑞環(huán)曾說“沒有批評的領導班子，必然是渙散軟弱的”，談文藝時則說“塌不下心來吃不了苦，就出不來巨著”。
“你看這些話哪句話是秘書寫的？憋死秘書也寫不出來�！比~小文表示。
素來以幽默犀利著稱的朱镕基更是有諸多“金句”流傳民間。最著名的“金句”便包括：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
領導人著作個人風格的呈現也涉及到了著作本身的封面包裝環(huán)節(jié)。
據人大出版社透露，原先設計《看法與說法》封面時，人大出版社的設計稿中有李瑞環(huán)的頭像，“讓讀者一拿到書就知道是誰寫的”。但李瑞環(huán)堅決不同意。最終，封面尊重了李瑞環(huán)的意愿：上端是藍天白云和山巒，代表現實社會生活；下端是各行業(yè)老百姓，代表人民群眾；意味著“他的任何看法和說法都來自人民群眾”。
無獨有偶，《朱镕基答記者問》一書中，朱镕基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曾向出版社建議，將“朱镕基”名字的字體縮小，突出“記者”，表示對廣大記者朋友的尊重。
高官身份促全球銷量
如果說領導人出書在近年來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那么在黃書元看來，“領導人出書越來越多”算是第一個趨勢�！斑@也是時代的進步�！彼f。事實上，出書數量增多的同時，領導人出書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展現出個人風格，像喬石談法治建設、李瑞環(huán)談哲學、李嵐清談藝術、音樂等等，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
日漸增多的領導人書籍，給趨于低迷的出版市場帶來的則是不亞于強心針的刺激。在一般學術書籍5000冊起印已經算好的情況下，官員出書一般首印數在5萬以上，而一些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出書，起印數就是幾十萬。
“根據此前《朱镕基答記者問》和《朱镕基講話實錄》銷量均在130萬冊以上，這次《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的首印在110萬冊�！秉S書元說。截至本報發(fā)稿，該書精裝版已經開始加印，銷量則達十三四萬。這個數字意味著，朱镕基系列書籍的發(fā)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文選。
而不久前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吳官正的《閑來筆潭》一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發(fā)行45萬冊，目前已近60萬冊。同時，原全國政協(xié)主席李瑞環(huán)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與說法》，銷量也已超過20萬冊。盡管一些地方出臺了相關規(guī)定，官員出書不得在出版物上掛署黨政職務頭銜，但數字的溫度說明，官員身份對銷售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事實上，許多中國卸任高官的著作不僅備受國內廣大讀者的關注，亦受到海外市場的青睞，其中相當數量被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出版社翻譯為各種語言而走向全球。例如，江澤民的《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發(fā)展》和《中國能源問題研究》兩部著作的英文版，曾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lián)合授權愛思唯爾出版集團出版。李嵐清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英文版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同樣，黃書元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朱镕基實錄系列書籍在港臺、西方也都有較好反響，這次《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剛剛進行完中文簡體版的發(fā)行工作，繁體版下月就將由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而之前出版的《朱镕基講話實錄》一書在海外有較大影響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已經將其翻譯成英文，預計今年9月上旬在美國與讀者見面。而《朱镕基答記者問》的英文版早在2011年4月便在倫敦舉行了首發(fā)式，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細節(jié)中的歷史天空
今年8月，《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高調問世。距離這位前國務院總理2009年的第一本著作《朱镕基答記者問》，4年時光荏苒而過。
這4年時間，中國卸任高層著書立說掀起了一個熱潮。除了朱镕基，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前總理李鵬、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環(huán)、吳官正、李嵐清等皆成為高產“作家”。就在《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上市之前，李瑞環(huán)和吳官正的新書剛剛于3月和5月出版發(fā)行。
在這些退休政要的筆下，昔日被外界諱莫如深的中國領導人所思所想主動被公之于眾，其引發(fā)的海內外影響和市場熱度自不待言。
恰如著名美國學者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序言中所說：關注鄧小平，更是關注他身后所處的中國時代�；厮葜袊I導人著書立說的歷程，其后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變遷與開放的縮影。
回憶錄源于“解放思想”的需要
不少黨史研究者把卸任領導人出書的起點歸于上世紀80年代。
1983年，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撰寫的第一部自傳體長篇回憶錄《聶榮臻回憶錄》由戰(zhàn)士出版社(即后來的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次年，徐向前元帥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也引起了空前轟動。
80年代中期，中共元老、曾任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的李維漢撰寫的《回憶與研究》出版發(fā)行，這本書與稍后出版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被研究者視為“出于現實需要”而問世的作品。
其中，《回憶與研究》描寫了作者從1918年到1964年主要經歷的大事，包括延安整風運動、“反右派”斗爭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海文曾撰文解釋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亟待對“文革”中林彪、“四人幫”歪曲歷史、混淆視聽的做法撥亂反正，這本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
李海文認為，整體來看，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著書回憶開始在卸任中國領導人中漸成趨勢，精品不斷涌現。以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楊尚昆為例，他從1995年開始撰寫回憶錄，至2001年，《楊尚昆回憶錄》和《楊尚昆日記》同時出版發(fā)行。這兩本凝結了楊尚昆本人和中央文獻室工作人員多年心血的著作，對建國后、“文革”前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珍貴史料進行了披露，成為后來史學工作者的必讀文獻之一。
此外，上世紀90年代，解放軍出版社歷時7年編輯出版了《中共高級將領長篇回憶錄》叢書，其中收錄了前中央書記處書記黃克誠、上將楊得志、王平等多位中共將帥撰寫的回憶錄。
在進入新世紀以前，大多數卸任領導人的著作主要講述的是中共革命戰(zhàn)斗和“文革”斗爭的歷史。
十四屆、十五屆常委出書較多
2000年以后，“斗爭”與“爭斗”的語句逐漸在卸任領導人的著述中褪去，取而代之的多是領導人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思考與個人工作感言。而在新一代高官著書陣容中，尤以“十四屆、十五屆政治局常委們”最為吸睛。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亦是其中“先行者”。2003年8月，李鵬在退休數月后即推出了個人日記體著作《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其后幾年，推出著作的有江澤民、李嵐清、李瑞環(huán)、吳官正等。
2009年，中國退休官員出版書籍曾掀起一個小高潮。是年，《朱镕基答記者問》、前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反貪報告》、前國家體育局局長袁偉民《袁偉民與體壇風云》，以及前外交部長唐家璇《勁雨煦風》等發(fā)行，被媒體評論為“在由中國公民向‘世界公民’轉變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行事風格越來越國際化”。
截至今年8月，退休政要出書越來越普遍。在政治局常委層面的歷任高官中，據媒體不完全統(tǒng)計，江澤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鵬出版10本，李嵐清出版6本，吳官正出版4本。
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
在北京大學政治發(fā)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大鵬等學者看來，最近10年里，領導人出書可按內容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重大政策的回顧，比如李嵐清2008年出版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
“偉大的歷史轉折”、“殺出一條血路，創(chuàng)辦經濟特區(qū)”、“蛇口響起第一炮”……文中，李嵐清詳細回顧了中國對外開放初期的有關重大事件，對創(chuàng)辦經濟特區(qū)、引進先進技術、興辦合資企業(yè)等都作了重要闡述。這本書曾在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被牛津大學出版社列為當時最重要的推薦圖書。
記述領導者個人決策歷程的著作被認為是退休政要書籍的第二種類型，這些帶有“自我述職”的內容在領導人著作中也最為常見。比如從2003年到2008年，李鵬先后出版了6本日記，涉及核電、電力、立法、市場調控等多個領域。朱镕基的《朱镕基講話實錄》，吳官正的《漢水橫沖——武漢城市改革的實踐與思考》等也都是這一類型。
而這類著作中，作者都會披露一些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皼Q定三峽工程命運是在1985年1月19日，這是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鄧小平同志在參加建設廣東大亞灣核電站有關合同簽字儀式后，詳細詢問了三峽工程的情況�！崩铢i在“三峽日記”中講道。李嵐清在《李嵐清教育訪談錄》中則披露了高校擴招決策內幕。
曾在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的歷史學者韓鋼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民眾越來越希望了解決策者在決策、講話背后究竟如何考慮，這些“自我述職”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滿足了人們在這方面的好奇。
還有一類著作與領導人的專業(yè)和個人興趣愛好有關。比如江澤民出版的《中國能源問題研究》、《論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發(fā)展》、李嵐清的《李嵐清音樂筆談》、李瑞環(huán)的《學哲學、用哲學》等。當然，盡管這些著述與領導人個人的興趣、專業(yè)息息相關，但鮮有能完全脫離政治工作的內容。
“領導人出書，無論是對后來的執(zhí)政者還是國人都富有啟迪作用。當下社會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在前領導人的書里其實都有‘呼應’。”王大鵬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寫道。
對此，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也頗為認同。他在評價《朱镕基講話實錄》時曾表示，朱镕基的書籍，“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和國家在某個時期推進改革開放的事業(yè)軌跡，也反映了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發(fā)展的歷史進程，書中的核心思想和觀點也能為現在所借鑒，讓政府更好地造福人民�！�
稿費捐出已成傳統(tǒng)
或許正因如此，退休領導人的著作大多呈現出較高的發(fā)行量。
銷量可觀，自然收入豐厚。這一點，中外領導人出書后的效果可謂大同小異。不過，一直以來，中國卸任高官的稿費大多以設立基金會或資助他人的方式捐出。
2004年鄧小平誕辰100周年之際，按照其遺愿，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lián)、全國學聯(lián)、全國少工委共同設立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chuàng)新獎勵基金。鄧小平親屬將他生前的全部稿費100萬元捐獻給基金，用于鼓勵青少年的科技創(chuàng)新。
同年，李瑞環(huán)親手創(chuàng)辦了桑梓助學基金會，旨在對品學兼優(yōu)的特困大學生實施助學。其后，他拿出論著《務實求理》一書所得稿費100萬元捐入其中。2005年，李嵐清將個人全部稿費200萬元發(fā)起成立了復旦管理學獎勵基金。去年，李鵬用自己的稿費向中國教育發(fā)展基金會捐款300萬元，設立了“李鵬——延安助學基金”。
此外，還有吳官正出資115萬元設立的昱鴻獎學金，朱镕基設立的“實事助學基金會”，等等。“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設立了獎學金，但有的完全不對外說�！比嗣癯霭嫔缯尉庉嬕徊恐魅螐堈衩鬟@樣說道。
當然，“助學”并非是領導人出書熱潮的主要原因�！拔覀兪菤v史中的人，我們也是歷史中的一段，我們現在評價歷史，將來歷史也會評價我們�！崩钊瓠h(huán)曾這樣說道。
“我們離開人民群眾就一事無成”
“市民經常給我來信，反映他們住房困難、上下班等車要花兩三個小時。由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沒搞好，社會服務也沒搞好，給市民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但我又無力馬上解決這些問題，這是我感到最遺憾的。”
“我對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對人民疾苦漠不關心，工作不熱心，辦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氣，有時還要發(fā)脾氣。”——《接受日本駐滬記者聯(lián)合采訪時的談話》，1988年10月21日，第208頁
“我將來是什么下場，我從來就沒考慮過�！薄吨匾暫妥龊眯畔⒐ぷ鳌�，1990年11月28日，第543頁
“我深深感到，我們離開人民群眾就一事無成。”
——《信訪工作是聯(lián)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方式》，1988年8月17日，第182頁
“我一到上海來工作，就給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報、不上電視、不剪彩、不題字、不受禮�！�
——《對全市局級以上干部的三點要求》，1988年6月28日，第118頁
“江澤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湯’在全國都出名了，國務院已經是這樣做了，但在我們上海有時候還附加了很多明名目，八個碟子那是冷盤不算菜，后面一個大火鍋只算是湯，再來十個點心也不算菜，還是搞得很浪費。所以我想先從我做起，從市政府做起，我們市政府的人員下基層、到工廠，無論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湯’�！薄对谏虾Ｊ芯艑萌舜笠淮螘h上的講話》，1988年4月25日，第44頁
“領導干部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講，不下去�，F在，好多工人的積極性不高，基層干部的積極性不高，老在那里拖拉、扯皮。你老坐在那里，不下來抓住具體問題、解決問題，誰干��？不瞧著你��？你有本事，就下去抓住具體問題拿主意、想辦法呀！”
——《在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務會議上的講話》，1988年5月10日，第71頁
“現在的問題，就在于如何爭取民心，使廣大的工人、農民跟我們一條心，來把工作做好。解決這個問題比經濟工作本身難得多�！�
——《領導干部不能脫離群眾》，1989年8月7日，第336頁
從政壇到出版社：前后腳的距離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丁揚 發(fā)自北京
外國政要有個傳統(tǒng)：前腳離開政壇，后腳便走進出版社。即便是沒有離開政壇(甚至可能剛剛登上政治前臺)，也可能很快出版一本自傳。
于是便有了諸如希拉里的《親歷歷史》、普京的《通往權力之路：普京：從克格勃到總統(tǒng)》、《勞拉傳》、《奧巴馬傳》、《絕不妥協(xié)：撒切爾夫人傳》、《布萊爾傳》……好像不寫點什么，不在傳記中披露一點猛料，都不好意思說自己在政壇混過。
從目前已面世的一系列政要書籍看，外國政要出書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像克林頓、布萊爾這樣領導人的自傳、傳記，講自己的從政經歷、自己的理論觀念，對當時國際事務的看法；第二類就是奧巴馬、樸槿惠這樣的自傳，有成長類型的勵志故事，親和力更高一些。從事研究的學者喜歡前一類，普通讀者更愿意讀后一類。
瞅準時機
政治通常都讓人覺得神秘，因為涉及到權力、政治人物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內幕。這類圖書，除了內容獨特性，還往往要考慮一個新聞熱點的帶動。所以，政治人物的傳記圖書出版，一定會講究一個最佳時機。
有意思的是，大多數外國政要傳記中文版引進都會選擇名人當選、卸任、逝世，或者其他紀念日前后面世。在這些重要的時刻出版，往往比較容易切入市場，引發(fā)大眾對政治人物的高度關注和好奇。2003年，克林頓夫人希拉里的回憶錄《親歷歷史》問世時，除了為希拉里帶來800萬美元的新書預付款，也有評論認為她希望此舉為2008年大選做準備。也因此，當有媒體傳出希拉里退休后將寫一本全新自傳大曬個人秘密及奧巴馬家事時，又有人猜想她這是想為2016年總統(tǒng)大選掃清道路。
與中國領導人往往卸任后才會出版一系列訪談錄或傳記的做法相比，國外在任的領導人也有出自傳的習慣。
“嫁給政治”的韓國女總統(tǒng)樸槿惠的自傳《絕望鍛煉了我》最近出了中文版，她為此專門給中國讀者寫了一封信，“希望通過這本自傳使中國人民更加了解韓國”。與此同時《總統(tǒng)樸正熙傳》也選擇同一時機出版，作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tǒng)的父親，女兒上任，父親總統(tǒng)的傳記自然也大受歡迎。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也出過自傳“三部曲”，披露了家庭和個人的不少隱私。今年年初，人民網發(fā)布過一條簡單消息，稱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也出書了，這本書的名字叫《竭誠擁戴偉大的金正日同志為我們黨永遠的總書記，出色地完成主體革命事業(yè)》，是在2012年由俄羅斯對外友好合作發(fā)展協(xié)會出版發(fā)行的。
大筆撈錢
政治領袖出書在國外政壇是很平常的事情，但直到現在，克林頓那本《我的生活》都是最好賣的。美國克諾普出版公司為了獲得克林頓回憶錄《我的生活》的全球獨家出版權，預付給了克林頓1000萬美元的稿費。這個數字不但遠遠超過希拉里回憶錄《親歷歷史》的800萬美元，更是打破了美國非小說類書籍稿費的紀錄。美國歷史上首次因“性騷擾”被彈劾的總統(tǒng)、夫人希拉里的精干與野心，這些賣點讓克林頓的回憶錄第一天上架銷售就賣出了40萬冊，由此看得出人們對他興趣濃厚。
美國前總統(tǒng)卡特退休后陷入財政困境，當總統(tǒng)期間委托別人經營的花生農場破產，不得不靠寫書還債，連夫人羅莎琳都要靠出版回憶錄掙錢。卡特在1975年出版自傳《為什么不是最好的》，以后又陸續(xù)寫了《一個與其人民一樣誠實的政府》(1977年)和《保持信心，一個總統(tǒng)的回憶錄》(1982年)。
俄羅斯政治強人、前總統(tǒng)葉利欽退出政治舞臺后，對自己的將來進行了一翻“閉門思索”，《午夜日記——葉利欽自傳》也隨之而生。對于退休后幾近貧困的生活，葉利欽自傳的稿費或許是個很好的貼補。
而報道顯示，律師出身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更是為100萬英鎊的稿酬撰寫自傳，這本自傳的最大賣點是揭示他在2005年9月決定提前舉行選舉背后的秘密。
爭拋猛料
外國政要出書與國內領導人出書的另一個不同便是，國內領導人出書多闡述思想而甚少提及個人生活，但外國政要出書則一定要拋猛料，尤其那些講述名人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和生活細節(jié)的橋段會格外受到歡迎。
據分別出版過克林頓和小布什回憶錄的蘭登書屋介紹，2004年出版的克林頓回憶錄《我的生活》比小布什的書更受歡迎。而原因就在于，在這本親筆寫就的自傳里，克林頓披露了大量不為人知的政治和情感生活內幕，其中也包括曾轟動一時的“拉鏈門事件”。不過，這一事件的另一位當事人萊溫斯基卻倍感失望，稱克林頓的描寫不實。如今，在許多書店里，《我的生活》和《親歷歷史》、《莫妮卡 萊溫斯基自述：我的愛情》往往在一起搭配銷售。
這也使得國外政要出書首先在程序上具有非常強的“策劃性”，例如他們會在動筆之前與出版商反復見面交流，探討寫作的方向和重點，編輯會提前與作者溝通，確定寫哪些內容更合適，整個寫作過程出版商的參與程度都比較高。比如鮑威爾的《我贏定了》就第一次寫了鮑威爾關于2001年美國對伊拉克發(fā)動戰(zhàn)爭決策的詳細過程，說到了小布什等人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作為一手爆料，自然引來讀者興趣。而小布什也在傳記中對于當年戰(zhàn)爭前后的自我思想斗爭和心路歷程進行了毫無保留(至少看上去是這樣)的披露。
另外，出版商的精準定位也反過來影響著政要傳記的寫作風格，如布萊爾文風雄辯，奧巴馬富于激情，勞拉固守其賢良淑德，希拉里則充滿力量……
與自己的前任相比，美國前副總統(tǒng)戈爾的出版之路看上去有所不同，由于他在卸任后很快找到了事業(yè)的第二春——作為最具分量的代言人為環(huán)保和全球變暖事業(yè)奔走呼告，而他在今年8月推出的《未來》中文版則被普遍視為他當下事業(yè)的最好詮釋。這位副總統(tǒng)退休多年卻一直沒有像克林頓或小布什那樣寫一本充滿個人情感和勵志色彩的傳記出來，原因好像很簡單——退休后的生活太充實，他還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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