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釋伏羲廟匾額
宋進喜
一、 開天明道
“開天明道”匾現懸于伏羲廟大門前牌坊正中，此匾特殊之處是上下款均為兩行，且時間不同。上款一為“乾隆辛酉孟秋既望”，一為“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五月吉旦”；下款一為“湟中觀察使者遼海楊應琚薰沐敬書”，一為“中憲大夫寧夏府知府候補知秦州事王公重建”。
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建置》在伏羲廟條注釋中解釋此匾時說：太昊宮舊榜已失，會今制府楊公過此，易題名“開天明道”。這段話交代了匾額題寫的背景及由來，即伏羲廟大門前牌坊上原有的 “太昊宮”舊匾已經不在了，恰好時任湟中觀察使的楊應琚路過天水，于是就請他題額，楊觀察使遂經思索后題寫了“開天明道”四字。是誰請楊應琚題寫的？此段注釋并沒有道明。有人推斷應為乾隆六年(1741年)任秦州知州的李。我認為此說雖然有楊應琚《據鞍錄》所記此年楊曾與李會面之記，但似不便肯定就是李請楊應琚書寫，因為伏羲廟住持或者上元會的頭頭也能在楊應琚拜謁時請題。
由匾額上款之“乾隆辛酉孟秋既望”可知，楊應琚題額時間應該是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十五日。《直隸秦州新志·建置》對伏羲廟條注釋中所說的“今”，所指或者就是楊應琚題額的乾隆六年(1741年)，或者為楊應琚題額以后一直到乾隆《直隸秦州新志》成書時間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的任何一年，即州志編寫者所記那一年。由匾額上款之“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五月吉旦”可知，重新修葺伏羲廟、重新刻立此匾的時間應該是嘉慶十二年(1807年)五月初一日，或者是五月的任何一個吉祥日子。
匾額下款之“湟中觀察使者遼海楊應琚薰沐敬書”句中，“湟中觀察使”是指楊應琚所任甘肅西寧道道臺，因西寧道道署在湟水谷地故稱湟中，而按照清朝官制道臺可稱觀察使；遼海指楊應琚的籍貫。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建置》伏羲廟條注釋中所說的 “制府楊公”，也就是題匾之人楊應琚，因為楊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時已升任陜甘總督，而明清兩代尊稱總督為制府，故尊稱陜甘總督楊應琚“制府楊公”。匾額下款之“中憲大夫寧夏府知府候補知秦州事王公”句中，“中憲大夫”為封爵，大夫，是文職散官（宋代朝廷給醫(yī)生也封此階，所以現在仍稱醫(yī)生為大夫），正四品�！皩幭母蜓a知秦州事王公重建”，是說修葺一新的伏羲廟是時任秦州知州、候補寧夏府知府的王賜均重建的。
為釋此匾，我訪問了最后一次修復“開天明道”匾額的吳先生并看到了民國時期此匾的照片，從先生的介紹我才知道該匾已經多次修復。我細看照片，發(fā)現原書“湟中觀察使者遼�！弊舟E較淡，而且與下面署名也有微微疊壓，所以便覺得“湟中觀察使者遼海”似為后來補寫。而“楊應琚薰沐敬書”字跡清楚，與上款和正文筆跡相同，所以肯定都出自楊手。左一行嘉慶題刻落款“中憲大夫寧夏府知府候補知秦州事王公重建”句字跡模糊，加之所書之字疊在印章（應為楊應琚印章）之上，所以很難辨認。我查閱《天水通史》清鄒曹純所撰《重修伏羲廟碑記》，知王賜均是嘉慶十一年冬授寧夏府知府，十二年秋到任的。對應匾之上款“嘉慶十二年五月”可知，此時王已被任命寧夏府知府但還未上任，所以如果有“候補”二字，那就是對王即將就任職務的說明。我將“開天明道”匾嘉慶題刻筆跡、題款方式與王賜均所書“文明肇啟”匾的筆跡、題款方式相比較，發(fā)現“開天明道”匾嘉慶題刻并非出自王賜均本人；結合下款所謂“王公重建”句意，我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斷。
探究完題款，我們再來探討正文之“開天明道”四字的涵義。開，即開辟、開創(chuàng)；開天，為開天辟地之意，指伏羲首創(chuàng)八卦，從此混沌的宇宙空間有了天地之分。關于開天辟地者在我國上古傳說中最少就有兩人，一是盤古，一是伏羲。據說在天地、萬物之初，宇宙中到處是一片混沌 ，好像一個渾圓的雞蛋。盤古在渾圓的物質里睡了一萬八千年。當他醒來時，發(fā)現眼前漆黑一團，他胳膊一伸，腿腳一蹬，渾圓的雞蛋就被撐破了。輕而清的陽氣上升，變成了高高的藍天；重而濁的陰氣下沉，變成了遼闊的大地。從此，宇宙間就有了天地之分。還有一說，伏羲首創(chuàng)八卦，從此混沌的宇宙空間有了天地之分。明，即闡明的意思；道，即規(guī)律、法則，也就是《易經》所說的“性命之理”�！兑捉洝ふf卦》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明道，即闡明天地萬物運動規(guī)律和人類死生倫理法則。
綜上所述，楊應琚題寫的衍自《周易》的“開天明道”四字，概括了伏羲首創(chuàng)八卦的豐功偉績，贊頌了伏羲為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最后咱們再來簡要說說楊應琚其人。在伏羲廟現存的明清兩代所有題寫匾額的官員中，楊應琚是位文憑不高，題寫匾額時政治地位也不顯赫，但后來仕途順風，累遷至兩廣總督、賜授大學士的政治明星。楊應琚位極一品，任云貴總督時已年到古稀，此時如果能祈骸引退，自當英名千秋。然他卻老當益壯，仍然眷戀著游刃官場。福者禍伏。后因征緬失敗，隱匿不報，虛冒戰(zhàn)功，欺君罔上，楊應琚被乾隆賜死，最終倒落了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楊是乾隆朝的重臣、能臣之一，其跌宕起伏的戲劇人生至今值得總結。
一、青云直上的原因：
一是政治上靠得住。楊應琚,字佩之,號松門,遼海(今遼寧開原)人。其祖父楊宗仁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曾任西寧道,后歷任廣東巡撫、湖廣總督。其父楊文乾曾任河南布政使、廣東巡撫。由此看出，楊應琚不僅生在官宦世家，而且還出生在漢八旗當中的正白旗，可謂是“苗紅根正”。在民族屬性決定政治地位，家庭背景決定政治前途的封建社會，其家庭出身雖然比不上滿族八旗子弟，但遠遠高于一般漢人。
不是嗎？雍正七年(l729年),34歲的楊應琚就由蔭生授戶部員外郎。萌生和貢生相當，但貢生是全國各州、縣學從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中按很小比例向國子監(jiān)推薦的學生，而萌生則是皇親國戚及朝廷重臣的子女按規(guī)定享受的到國子監(jiān)學習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楊應琚雖然享受不到皇家學館的優(yōu)越條件，但和一般平民的孩子相比，已經存在著天上、地下的之別。
二是有“伯樂”薦舉。雍正時，楊應琚就從員外郎擢升山西河東道，雍正十一年(l733年)調甘肅西寧道。初任西寧道，乾隆十分信賴的巡撫黃廷桂就對皇帝推薦：楊應琚很有才，且處理一些事體比較妥當。若加歷煉，必當前途無量。乾隆贊同黃廷桂的說法，他說：“若能進于誠而擴充之，正未可量也！”繼皇位不久、正需用人的乾隆皇帝，覺得楊應琚辦的很多事情甚合己意。于是，便很快將其擢任兩廣總督，后移閩浙總督又轉陜甘總督。
三是政績特別突出。楊應琚任西寧道后，即以辦學為首務，決心以此入手，改變這一地區(qū)的落后面貌。西寧原有府學一處，但校舍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他帶頭捐資重修，并從江浙一帶聘師執(zhí)教。他還會同西寧知府、知縣捐俸建立西寧縣儒學，并訂課程、置學田，保證教學的正常進行。在他的倡導下，碾伯縣、大通衛(wèi)、貴德所、丹噶爾城等地也相繼創(chuàng)辦儒學、社學、義學多處。乾隆十一年（1747年），楊應琚又與西寧知府、知縣捐俸創(chuàng)設回民社學，首開青海創(chuàng)辦民族教育之先河。
為解決“商旅常遭劫掠，百姓不得安寧”的問題， 乾隆三年（1738年），楊應琚請準把原屬臨洮府的歸德改隸西寧府，后又在丹噶爾城設縣佐，在巴燕戎城設扶番通判，并將西寧北面的大通衛(wèi)移駐白塔城。四年，楊應琚請準在黑古城、千戶莊、亦雜石等九處地方就險建城，設防增兵。就這樣，楊在西寧南北西三面建起了連綿千里的軍事屏障。此后“營訊相連，邊界清晰”，過去那些慣于劫掠的人也只能“縮項矯舌，屏氣而伏”了。不僅如此，他還大力提倡種樹種花、美化家園，還帶頭募捐，興建了方便百姓生產、生活的小峽橋、惠民橋。
楊應琚還是一位博學多才、勤于著述的學者。他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的《西寧府新志》，彌補了“邊地質野，文獻無征”的缺憾，為《大清一統志》的纂修及后人研究青海地方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楊應琚在其它職位上的政績也比較突出，此不贅述。
二、結局悲慘的原因：
一是不懂軍事，盲目輕敵。乾隆多次稱贊楊應琚是位公忠體國的老成大臣，曾對其言聽計從。清緬戰(zhàn)爭發(fā)生后，在劉藻所率朝廷三路防剿大軍皆敗的緊急情況下，乾隆又一次想到了這位久任封疆、歷練有素的愛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十六日，楊應琚卸任陜甘總督，入京就任大學士。乾隆即調其任云貴總督，命辦理緬甸事務。
楊應琚到達云南后，指揮清兵趁緬兵撤退之際，出邊攻入緬甸。到四月時，緬屬整欠和孟艮兩土司管轄地區(qū)均被清兵占領。此時，乾隆帝還想著把占領地區(qū)駐扎的軍隊召回，不想對緬甸大舉用兵。知足知止。受命于危難之間的楊應琚如果此時罷兵，不僅甚合帝意，而且也仍然能夠為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劃上圓滿的句號�？稍诒槐砻鎰倮麤_昏頭腦的云南諸多地方主戰(zhàn)官員的鼓噪下，楊應琚這個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懂軍事的老成官員也產生了緬甸莽匪和木匪內部分裂渙散、不足為懼的輕敵思想。在其一再堅持下，乾隆也認為“緬甸明朝時尚在版圖之內，并非不可臣服之境”，遂同意了楊的進軍緬甸請求。
二是好大喜功，欺君罔上。皇上批準后，楊應琚即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進軍緬甸，并很快占據蠻暮之新街。正當楊應琚以為大功就要告成時，緬軍分兵四路大舉來攻。二十日猛攻新街，清騰越副將趙宏榜突遭敵襲，無力抵擋，焚燒器械輜重，敗回鐵壁關。緬兵數萬尾隨而入，木邦、蠻暮土司均避入內地。楊應琚聞報大驚，但并未將兵敗實情上奏。十一月，楊應琚和提督李時升商議，又部署清軍反擊。緬軍迂回作戰(zhàn)，先后攻下銅壁關、萬仞關等處，擊殺清游擊馬成龍、班第、毛大經和都司徐斌、守備高乾等將弁，并擄掠內附土司。如此重大失敗，楊反而幾次允奏大捷，聲稱擊殺緬軍上萬。
楊應琚心里很清楚，緬軍勢強，難以征服，若不早想良策，恐其長據內附土司地區(qū)，事態(tài)擴大無法掩人耳目，若被皇上察覺，將招致重懲。因此，如坐針氈、騎虎難下的他想以允降來結局戰(zhàn)事。同年十二月底，他即會同云南巡撫湯聘、提督李時升上奏朝廷請罷兵允降。乾隆帝覺察到戰(zhàn)況不妙，在派自己的貼身侍衛(wèi)福靈安奉旨暗查的同時，嚴令云南布政使錢度據實陳奏，否則加罪。
錢度奏：楊應琚辦理緬事，系先因騰越副將趙宏榜稟稱蠻暮土司投誠，我兵已駐新街，遂以為機有可乘，調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趙先往受降。迨楊行至漾濞，接到趙的告急文書，始知新街已失，才加調各營官兵。十一月，緬兵由萬仞關小路進入永順，焚燒盞達、戶臘撒，將銅壁官兵沖散，斬殺游擊馬成龍，焚燒隴川。十二月底，官兵陸續(xù)到齊，又誤聽該匪投誠之詐，未經還擊，致緬軍伺懈，于正月初進入猛卯，占據木邦。滇省綠旗兵，除昭通、東川、開化、曲潯四鎮(zhèn)尚敢與賊對仗，余皆退縮不前。李時升、朱侖俱未親臨行陣，混報斬獲。楊應琚馭下姑息，不察虛實，實屬欺罔。
福靈安亦回奏：楊應琚前此所奏緬匪乞降，及隴川打仗，殺賊萬余之處，悉屬虛妄�！�
乾隆帝大怒，先后下諭：革楊應琚大學士、云貴總督職，逮捕入都，轉押熱河避暑山莊。廷訊后，勒令自盡，暴其罪于天下。革其次子寶慶知府楊重谷職，并以其笞人至死罪處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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